慈善捐助，如何尊重受助者的隐私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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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四川女孩玲玲(化名)，最近正因为“被资助”而备受关注。因态度“冷漠”，她在第一次见到资助了自己4年的好心人冯师傅后，冯师傅表示，将拒绝继续资助。媒体继续调查发现，玲玲所谓的“冷漠”，是因为自己纠结的自卑感和自尊心，不知道如何面对资助人。

“究竟是玲玲不懂事，还是老冯太虚荣?”此事引发上万网民激辩。一时间，资助者和受助者的关系，二者应有的心态，个人慈善的困局等问题，竞相进入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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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悄悄地提供帮助”

“拿了别人的钱，见到资助者就该感恩。”部分网民认为。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资助者和受助者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后者的隐私和尊严，同样不容“践踏”。

“在小孩子的成长中，谁天天见得到她，爱护她，她就跟谁亲。对一个长期没有见面的人，孩子是不会有太多感情的。更何况，即使某个人对我有支持和帮助，每个孩子表达感激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看来，玲玲的反应不宜被过度指责。

“事实上，任何小孩面对陌生人都会有压力，不会第一次见面就很热情。”这位长期关注儿童福利的社会工作专家向记者感叹，“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健康的慈善文化。”

某师范大学学生李娟，对此深有同感。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她，一路拿着助学贷款、励志奖学金、助学金读到大三。

李娟告诉笔者，她最大的希望是可以快点毕业，找到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等到自己有能力了，去帮助和她一样的“苦孩子”。

“但是，我会悄悄地，不会让他(她)知道我是谁，更不会让周围的人知道‘他(她)在被资助’。”李娟抬起头，认真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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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慈善文化

回顾这些年，从陈光标备受争议的“暴力慈善”，到校园里久被诟病的助学金“比惨”评选，资助者期待得到赞扬和感恩，与受助者保留隐私和尊严，似乎总是“难以平衡”。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慈善文化?

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看来，这已经成了一个亟待重新思考的问题。

令刘开明印象深刻的是，2008年他接待过的一所美国某大学的考察访问团。

这个访问团中，所有参与项目的少数族裔和外国留学生，都由学校全额资助。“甚至不需要你自己申请，学校只要知道你的经济情况，就会提供资助”。而更打动刘开明的是，学校从不会告诉学生“资助人是谁”。实际上，从这些学生进入中国开始，资助人就以校友的身份，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那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台湾企业家，他和学生在一起一个多月，却始终没让任何学生知道他就是这趟考察的资助者。他很清楚，拿钱出来不是为了‘被感谢’，而是给年轻的校友提供一个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机会。”刘开明无不钦佩地表示，“他真是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自尊心。”

在童小军看来，健康的慈善文化中，资助者的支持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这意味着，一方面，受助者有权对资助者的探望要求表示拒绝;同时，资助者有权了解受助者的情况，但是这种了解，应该是规律性的。

“比如，在你决定资助的时候，双方就约定好：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内，受助者定期给我写信、打电话，让我知道你的生存和学习状态。”童小军举例，但一个原则是，资助者如果想知道自己的资助效果，需要征得受助者的同意。

“特别是对未成年人。除了钱，孩子的成长还有情感需求。资助者可以通过定期交流，给予受助者更多的关怀、鼓励和正向引导，以便双方建立起更加亲近的关系。”童小军告诉笔者。

而在中国的“点对点”慈善里，期待受助者有一种感恩的心态，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但在童小军看来，“对于个体慈善——尤其是资助未成年人的慈善，资助者对效果的期望，更应该是针对孩子的成年家庭成员的：比如，期望他们能利用你的资助，给孩子更好的照顾，这个照顾包含生活、学业、社会行为，当然也包含感恩教育”。

“我们需要的慈善文化，就是能够引导和教育受助者和资助者双方，让孩子和家人、资助者，都能够健康地看待资助这件事。”童小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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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呵护“冰桶挑战”背后的个人慈善

从资助玲玲的冯师傅，到给广西男孩“杨六斤”汇款的善心人士，再到近日红遍网络的“冰桶挑战”，个人慈善在中国蓬勃兴起，但似乎难掩脆弱。

冯师傅见到玲玲后停止资助，“杨六斤”所获500多万元的捐款遭遇“谁来监管”的追问……一系列问题，直指亟待完善的慈善体系。

“行善也是一种专业化的工作。在健康慈善文化缺失的背后，我们更加缺乏的，是完善的慈善体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华俊感叹。

高华俊告诉笔者，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专业慈善基金会3年间翻了一倍，达到4000多家，民间个体慈善行为也越来越普遍，“‘月捐’、‘日捐’逐步成为一些人的时尚生活方式”。因此，当下对建立现代慈善体系的需求，也就越来越急切。

在专家们看来，我国社会慈善体系的“短板”，仍是专业性的机构和人才。

“国外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公益社会，‘个人对个人’的慈善行为并不多见，都是由公益机构去完成的。同时，公益机构有专业的雇员，去‘跟踪’捐助款项的去向。”在刘开明看来，目前我国的问题是，慈善救助系统不完善，现有的慈善机构不受民众信任。

“而建立在个人行为基础之上的慈善关系是脆弱的——资助者随时可以收回资助，受助者受到的帮助不具有稳定性。此外，还缺少第三方去评估，捐助资金是否得到有效利用、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他表示。

“在健康的慈善文化里，应该有人来告诉资助者，‘怎么样的资助动机才是健康的’。”童小军说，“同时，在长期资助过程中，也需要专业人士在监护人、资助人、受助人之间，进行服务和沟通。”

“比如，资助者要见受助者，如果有专业人士存在的话，就应该提前就告诉他‘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什么反应’，而不是事后再来解释。像玲玲这个事件，如果冯师傅事先就有对孩子反应的预期，也许就不会如此不理解、失望乃至愤怒，孩子也不会被说成‘冷漠’。”童小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