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资助”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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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益的链条中，基金会不仅是执行者，更是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不论是公募、非公募，还是国际组织，都有支持民间伙伴成长的资源和资金，而支持的方向也日趋具体和细分。比如日前，自然之友基金会与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合作，设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这一基金是第一家民间环境公益诉讼支持基金，用于资助和支持民间环保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增强民间环保组织的诉讼能力，从而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真正落实。

而除了资金这个最实在的支持外，基金会也可以在品牌建设、管理运营、资源链接方面依托自己的平台为民间组织提供更多有效的支持。

但很多民间组织并不了解这个申请资金的重要通道，或者想入门不得其法。3月10日，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基金会分会双月沙龙(第十二期)在北京举办。本期沙龙围绕“基金会资助面面观”这一主题，邀请社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等展开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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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

南都公益基金会景行计划项目副总监刘晓雪：

资助的独特价值

资助有两个特别独特的价值。首先，资助确实能够发挥资金的杠杆作用，实现更大的社会效应。简单来说就是N+1大于1，当你成为N背后的1，把资金放给那些拥有不同特质、不同优势、不同擅长的团队，由他们去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比如致力于阅读领域的心平公益基金会，几年下来，只有4个人左右的心平，通过持续努力，其支持的阅读领域NGO已经成为教育行业里，不管从数量上、专业能力上、服务对象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是提升最大、最快的。这要远远超过4个人自己直接做项目的效果。

其次，基金会在行业链条中的独特位置和优势决定了它具有一种基于生态位的使命性价值。对于NGO来说资源方很多，基金会的资助、政府的购买、企业的捐赠、个人的捐款、服务对象的收费等等。在众多的资源方中，只有基金会的角色更类似于投资者的角色，而其他的资源方更多像是消费者的角色。投资者需要挖掘那些有潜力的机构，并且帮助它把潜力充分释放，赢得更多消费者持续地购买这个机构的服务。因此，投资者对机构发展的参与度很高，而且具有帮助机构“腾飞”的价值。这里不是说消费者不重要，消费者是持续的资金收入来源，但是当一个机构想要发生变化的时候，投资者的角色会关乎到它能不能够起飞。

为什么基金会具有这样的特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各类资源方。基金会相比政府可能少一些政绩的压力，可以更独立地做一些探索;相比个人和企业，可以更长期、更有规模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术业有专攻，基金会可以通过专业的研究、探索和管理来促进NGO更高成效地达成目标。

怎么检验基金会是不是能够实现它的超值价值呢?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指标：第一，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的溢出效益。比如，投入一块钱，有多少钱的价值能够产生?对社会整体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第二，也是常常被忽略的，就是你的资助对于NGO本身的能力增长起到了多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有人、团队、机构去持续性地解决和跟进的。如果过度追求当下的社会效益产出(可以算作公益里的GDP)，而使这个机构持续发展的能力过度透支，这种资助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行业里过去对“GDP”的关注和讨论比较多，未来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基金会的资助里，增加一个促进NGO能力成长的指标，这样才可以使资助效果更加可持续。

嘀嘀打车的投资人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作为一个投资人，你就永远是坐在后座的，当你看到司机有危险的时候，你可能会提醒他，当风险大的时候你嗓门会大一点，但是掌舵人永远是他”。我觉得对于基金会也是这样的，自主权永远在NGO那里，资助者只是在看到问题的时候给予适当的提醒和帮助，但是一定不能成为直接的操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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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二

中国扶贫基金会品牌传播部副主任王毅：

中国扶贫基金会探索的资助之道

中国扶贫基金会基本上还是运作型基金会，但自2006年提出“筹资资助”战略转型之后，去年又明确提出了资助之道的理念。2014年我们启动了合作社区发展陪伴计划、合作社区发展计划、合作加油计划，投入资金1544万，资助了88家机构的105个项目，同时我们也在探索，从灾后的社区陪伴、社区重建向常态化农村社区发展模式的NGO合作模式。

    在探索资助之道的时候，首先从使命、战略、策略和目标四个纬度来进行考虑。我们优先选择社区发展、农村发展领域，因为扶贫基金会在这个领域是耕耘时间最长、最有经验的。基于汶川和玉树灾后重建资助的经验，我们逐步探索了一套从灾后社区陪伴、社区重建向农村社区发展NGO的合作模式，推广扶贫基金会积累的25年的扶贫经验。

为什么选择农村社区发展?这也和我们是操作型基金会有很大的关系。想从操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转型的话，一定要知道你能跟伙伴共享什么，我们在农村经过十年，从最初单个项目投入到大凉山项目，到汶川、玉树，最后到四川的美丽乡村，经过一次一次失败才走到今天探索出了一个堵住扶贫漏斗的方式。我们投入一部分资金，通过能力建设分享经验，和一些相关基金会，甚至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撬动社区的资源和社会的资本。

我们的目标则是培养一批具有社区扶贫愿景、使命和能力的合作伙伴;不断总结基于中国NGO组织实践经验的农村社区减贫发展理论;研究国际组织项目管理办法，形成有效资助的管理办法;扩大国内、国际扶贫项目规模，推进国际减贫事业的发展。

“公益同行”也是扶贫基金会的NGO合作重要项目之一，其资助模式包含了资金、技术、服务、传播的支持;机构、项目、人才和品牌的成长;社区自身的发展。我们经常考虑，如果三年以后我们走了，NGO走了，这个社区会不会又回到最初的状态，所以在项目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社区本地的理念发展、生计发展、服务发展和环境发展。所以最开始基金会先进入，NGO第二步进入，本土化组织第三次出现，项目退出也是，基金会先退出，NGO第二步退出，确保本土的社会组织能够留在本乡本土做长期的社会服务。

最后一点，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思索。我们在跟伙伴们合作的过程中，发现伙伴们仅仅靠资助是难以长期支持下去的，他们一定要学会怎么劝募和怎么来扩展自己的资源。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重新改写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规律和游戏规则，公益行业也当然不会例外，哪个机构更有变革的勇气就会更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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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三

社会资源研究所刘涛：

基金会资助的实践与思考

基金会的价值实现过程即是慈善资源转化为社会影响的过程。资助是基金会实现这种价值转换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应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效率。所以，资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经过中间组织或第三方，而在于是否实现价值增值。我们认为，资助意味着基金会将资金主要用于第三方非营利机构或个人，同时借助于第三方的专业性获得乘数效应，从而超越资金本身价值。

可以看出，资助和运作只是实现基金会价值的两种方式，没有价值高下之分，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专业性上的需求，基金会应该根据自身价值和能力选择运作方式。在社会市场上，基金会与企业组织一样，都面临着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考虑。正如我们在商业上所看到的那样，纵向一体化是降低这种交易费用的方式之一。运作型基金会将筹资、项目设计、实施、监测、评估等全流程放在手上，通过这种纵向一体化，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降低不确定性和确保得到专属资产。而资助型基金会更多是通过横向联合，通过外部伙伴关系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既然如此，为何资助型基金会值得关注或者说是基金会发展的趋势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这些都是从基金会自身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出发的。

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需要多方力量和多种途径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需要跨越社会领域的商业和政府力量的参与，而非依赖于单个社会组织的资源和能力。

援助性项目空间的缩小。当前项目中单纯散财项目扎堆，2013年，企业基金会集中在基础资源支持上的项目比例高达73.14%。而随着政府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提升，单纯扶危济困等援助性项目的空间被压缩，需要更多关注发展性项目。

发挥基金会的比较优势和核心能力。基金会处于公益产业链的上游，其掌握的更多是资金，流动性高，很容易起资源整合和跨界联合的作用。而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等来说，基金会因其志愿性和公益性，也更容易起到这种跨界合作的作用。

借助行业分工提升专业和效率。以前很多运作型基金会想做资助的时候没办法，因为外部市场没有合适的机构或项目，而随着公益领域的发展成熟，越来越多公益组织的出现，使得基金会具备向资助转型的条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统官办的运作型基金会，在实现项目筹资和运作分离的第一步之后，开始尝试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实现资助和运作的分离。

在明确基金会和资助的基本界定之后，如果决定要尝试进行资助，如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战略呢?SEE基金会的资助历程能给我们不少启发。SEE基金会从成立至今大致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资助手法与策略、秘书处扮演的角色，可以说都受到基金会的特质和基因的影响。从不自觉的承担这种特质带来的挑战和动荡，到向外学习寻求双方恰当的定位，再到主动寻找这种特质并将其发挥，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最初阶段，基金会基本确定资助的大策略，结识了优秀的伙伴，但资助数量多、额度小、方向散、标准不清。在第二阶段，通过向优秀机构学习，基金会有了更聚焦的方向和明确的策略，资助金额飙升，但新的问题也来了：在大项目群和议题性资助策略下，两三千万也不够花。由此他们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想变成谁?SEE的基因到底是什么?思考的结果是，他们期望成为第一个SEE，期望能做出一个让别人一眼就能认出的SEE项目，一种烙有SEE基因和性格印记的项目。企业家会员及其丰富的管理经验被认为是SEE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别基因。为此，从2013年开始，SEE又开始新的探索，进行SEE基因的外显化尝试，除了调动企业家的钱，还要调动企业家的经验和知识，帮助企业家会员更多参与，最终能够带来企业行为上的转变，包括它的生产行为和员工家属的行为。